“我不喝了，”玛丝洛娃回答，“你们喝吧。”
第二部
一
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。在这之前，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，一旦在枢密院败诉，那就得听从起草申诉书的律师的主意，将禀帖直接上呈至高无上的沙皇。那个律师认为，枢密院对这次上诉不予照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，对此必须有思想准备，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，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，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出发。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，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工作，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，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。
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，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肥沃的地产，也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。他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，成年后又去过两次。有一次，他奉母亲的命令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，因此他很早就熟悉了地产的位置，对农民依附收租账房，也就是依附地主的关系了如指掌。关于农民依附地主的关系，说文雅一点，是一种完全的人身依附。说直白一点，是账房的奴隶。这不是赤裸裸的奴隶制，那种一些人受一个主人奴役的奴隶制已经在1861年废除了[1]。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仍处于普遍的被奴役的地位，他们大致多半受大地主的奴役，有时个别的也受到住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。聂赫留朵夫知道这个真相，他也不可能不知道，因为地主的庄园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奴役之上的，他曾参与这种庄园经济的管理。但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真相而已，他还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制度是不公正的和残酷的，早在大学求学时代他就有了这样的认识，当时他信奉和宣扬亨利·乔治的学说，以实施这种学说为由，将父亲遗传给他的田产分给了农民，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深信在我们这时代拥有土地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，都是一种罪恶。不错，自从他投笔从戎，到军队里当军官以后，他已习惯了每年花掉两万卢布的奢侈生活，而他头脑里原有的各种学说，对他的一掷千金无吝啬的生活来说，不再是非有不可的了，因而被抛之脑后。他不仅从不扪心自问：他现在对待私有制的态度如何？他母亲给他的大把金钱是从哪儿来的？而且竭力不去思考这些问题。但是母亲死后他继承了遗产，他必须管理自己的产业，也就是土地，新的情势把他对待土地私有制的态度这个问题又重新推到他的面前。几个月以前，聂赫留朵夫还常常对自己说，改变现行制度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事，而且直接经管土地的又不是他本人——这样他多多少少安心一点，既然自己生活的地方离田产很远，就暂且靠田产的收入生活吧。可现在呢，他却下了决心，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，而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。他却不能再维持残酷剥削农民的现状，而一定要加以改变，宁可自己吃亏。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，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，使他们大体上不必依赖地主。